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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被历史淹没的人才(1/4)

待俞大猷离开之后,李诺才终于有时间舒缓一下兴奋的心情,同时又略微有些担心的查看起了俞大猷的属性,以免被人才卡影响,不能还原历史上真实的俞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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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1503年-1579年),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诗人、民族英雄。

俞大猷一生几乎都在与倭寇作战,战功显赫,他所率领的“俞家军”甚至能将敌人吓退,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扫平了为患多年以及趁机作乱的伪倭寇。俞大猷虽然战功累累,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领军功,但俞大猷却从来不会计较,仍旧全力打击倭寇。

俞大猷用兵,先谋略而后征战,眼光远大,不贪近功。忠诚为国的精神老而弥笃,所到之处屡有大功。俞大猷创立兵车营,设计创造了用兵车对付骑兵的战术。官授平蛮将军,死后被追谥为武襄。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续武经总要》等军事、武术作品,后人将俞大猷生平所作诗词等编汇成《正气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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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历史上有俞大猷这个人,但是如果提起戚继光,那肯定大家都如雷贯耳,翘起大拇指说道:“戚继光,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但殊不知,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抗倭英雄,那就是俞大猷。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但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角色,成了夺目红花一旁的绿叶,并未给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实际上,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严格来说,俞大猷的抗倭功绩应高于戚继光。

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在出身、经历、业绩、著述上均大体相同。二人都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俞世职百户,戚世职千户,戚起点稍高于俞;都毕生军旅生涯,转战南北,主要功绩都是抗击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为东南海疆的安定作出重大贡献,两人都立功塞上,为大明朝铸就钢铁长城立下不朽的功勋;都治军严明,卓越善战,俞家军、戚家军齐名;都是兵器发明家;最后均位居左都督,戚进阶少保,秩位较俞稍尊;都好读书,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精通诗文,乃文武双全的儒将。此外,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从战绩上来说,两人在东南抗倭、塞上御虏都颇有建树。

在与倭寇的战斗中,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数量的多少,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还是超过戚继光很多,抗倭功绩无人能及。

在北方御敌上,戚继光在镇十六年,加固边墙,筑建墩台,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积钱谷,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战术,屡败入侵之敌,所以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俞大猷一生的戎马生涯,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他曾在广西反击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他又击退过山西边境的游牧强敌,平伏过广西山贼,使“百年积寇尽除也”。故致仕时,朝廷评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

俞大猷长于水战,常在水上歼灭敌人,戚继光精于陆战,惯在陆路追剿对手;俞“老成持重,功收万全”,戚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俞一生百余战只有普陀山因天时,金山卫因人少受挫,却屡受掣肘,有功少赏不赏甚至受贬问罪,戚继光则经乎百战,除岑港进攻经年不下受罚以外,几乎未闻败绩,故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从当时看,戚百战百胜,屡摧大寇,是为功高,从后世看,俞首倡水战,提出一整套海防战略,发明楼船,被誉为“华夏海军创始人”,影响则更为深远。

《明史》对俞、戚的治军做了比较,评论道:“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大猷老将务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谭纶在平海卫后给俞大猷的信中则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明史》本传和谭纶的这二段评论是很中肯的,活脱地勾画出这二位抗倭名将的真实形象。

而后人对俞大猷的误解一定程度来源于对谭纶此话断章取义的理解,实际上谭纶的话还有重要的后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盖诚似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似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

而除了这个误解,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连在一起造成的。明代重文轻武,军事上的胜利一般首先是当地抚督的功劳,其次才轮得到带兵的武将,得胜之后,上奏章是文官的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吹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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