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把四十七章【天可汗】(2/4)

李世民将百姓视为国家的根本，并认识到自己要率先垂范。他把“民本”思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其穿于治国的整个过程。只有处理好和老百姓的关系，天下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不是李世民一个人所能能造就的，他还需要一大批能臣干吏为其效命。那么，唐政府的重要官员主要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必须谈到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制度——科举制。

科举制开创于隋朝，但隋朝过于短暂，所以真正将其发扬光大是唐朝。在科举制实行以前，魏晋南北朝主要用的是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由大、小“中正官”选拔举荐人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制度已经腐朽透顶，选拔官员的大权被一些上层“世家大族”所把持。使得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失去活力，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

李世民取得最高权力后。为了吸引和选拔人才、提高家管理效率，更为了牢牢攥紧权力的魔杖，决定全面实施科举制度，选拔优秀才管理国家。唐朝的科举制度分为制举和常举（也称“贡举”）两种。

制举由皇帝亲自主持，是临时性的考试。主要招考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完全视需要而定，其科目有五、六十种之多，如考查贤良正直、直言善谏、博学鸿词、军事谋略等，百姓和官员都可以参加。但是，制举不经常举行，所录取的人非常少，在科举中的地位不重要。所以，我们重点要说的、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科举其实是指“常举”。

常举由中央组织部（吏部）主持，李隆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后改为教育部（礼部）主持。主要有秀才、明经（考查对经典的记忆和一些时政）、进士（考查儒家经典和5道时政问题）、明法（考查大唐的各种法律条例）、明书（考查《说文解字》《字林》等文字学知识）、明算

（考查《九章算数》《周髀算经》等书的数学知识）、道举（考查老子、庄子等人的道家学说）、童子（10岁以下能精通儒家经典的儿童可以参加。能背诵10卷的可以获官职）等八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考试主要考查考生对于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也看考生对于时事是否关注，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相对比较容易。

而进士科则考查的比较全面，除了考儒家经典和时事政治，主要考查的是诗赋。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非常低，约为1－2。所以，当时人说：“30岁中明经已经算是年龄比较大了，而50岁中进士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考中进士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一旦考上，就会前程远大、升迁较快，比较容易飞黄腾达，唐朝中后期的宰相一多半为进士出身。

进士科是当时读书人做官的首选途径和“正途”。在科举考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唐朝科举中榜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还要经过吏部主持的选拔，称“释褐试”。

再通过面试和政令问答等环节来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才授予官职。唐末五代的学者王定保在其笔记摭（zhi）言》中记载道：“高官厚禄的人即使位极人臣。但只要不是进士出身，终究是个遗憾啊。”

到了宋以后，科举的其他科目基本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名目，进士科逐渐成为惟一的科目。看着读书人排着长队鱼贯而入参加科举考试，李世民心里很踏实。

一个考试制度把你一生都给栓得死死的，再也不会胡思乱想、瞎折腾了，这下天下不就太平了嘛？于是，李世民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口袋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前期，受重农抑商传统制约的商人及其子弟无权参加科举考试。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些人才逐渐被允许参加科举做官。

其二，总体看来，唐朝前期通过一技之长和显赫家世做官的占大多数，真正通过科举入仕的在官员总数中占得比重很有限。

几十年后，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年间开始（705－707年），为了勉励及第进士，皇帝会在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赐宴庆贺。

新科进士中榜后（考试及第），大家在这里乘兴作乐，享受着春日暖阳，更享受着人生的辉煌时刻。大家把杯子放到盘上。再把盘放到流动的水上，盘随水转、轻漂漫泛，转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

这一盛事被称作“曲江流饮”。后来成为著名的“长安八景”之一。然后，进士们会齐集大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中了武举的在小雁塔）把自己的名字和心情，郑重地题写在寺院墙壁上，这一文化活动被称为“雁塔题名”。

100多年后，27岁的白居易了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一时传为佳话。在17位同科进士（同年）中自己最年轻，那是何等的荣耀啊！但是在苦苦等待了8年后，他才得到了实际职务的任命——周至县公安局局长（县尉）。

而孟郊在46岁时（797年）终于考中，想到自己寒酸的生活即将结束兴奋不已，当即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登科后》。相信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成功的读书人的心境：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