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七(5/5)

果然，张敬询这种读书人不是像李克用那种大老粗那么好忽悠的，他听了之后立刻便反驳道：“节帅所言，诚然太宗前语，但一事为一事，不可混为一谈。早在太宗贞观年间，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设六百四十三员，太宗即叮嘱重臣房公玄龄：‘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节帅，太宗此语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为官的途径，我朝对此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根本国策。”

李曜正要说话，张敬询却仍不停口，又道：“而高宗皇帝在乾封二年二月时，又‘禁工商不得乘马’。到文宗朝，重臣王涯奉敕详定诸司制度，‘约所司条件令式旧章，从俗酌宜，务遵中道’，并于太和六年上《准敕详定诸司制度条件奏》，就中援引《大唐六典》、《礼部式》、《卤簿令》的有关条文，说：‘胥吏及商贾妻子，并不乘奚车及檐子……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不仅重申高宗禁令，而且说明我大唐律中亦有明文规定商贾妻子不得乘奚车及檐子，严厉防止工商业者凭借资财以提高其地位。”

张敬询面色严峻，继续道：“不仅如此，在服饰及丧葬方面，朝廷也有明确规定。高祖武德初，即因隋旧制，规定服饰要‘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永隆二年正月，高宗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到武周时，则明令规定，‘富商大贾，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报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可见立法依然严格。”

“节帅若说，这些都只是历代先皇偶尔所言，未必可奉为国法宗伦，那么在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时，以上种种都被以律令形式明文确立下来。《大唐六典》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的四人界限，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还规定州县要‘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目的之一，就是以‘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其中‘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者’，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不得改易另入他类。朝廷又通过户籍制度将民间工商业者紧紧地与杂色、贱类等粘连在一起。可见，此乃国朝定论，并非轻易可以更易。”

李曜沉着脸一言不发，张敬询见了，又道：“某知节帅为河中军械监缺员之事心中急切，但纵使节帅如今兵强马壮，不畏朝廷责难，但那天下士林呢？民间工商业者被视为‘杂类’、‘杂流’、‘贱类’之观念深入到士大夫甚至一般平民的心中，工商业者被看作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入仕为官的。节帅可还记得，武后当政时，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宠用权，安石数折辱之，甚为易之等所忌。尝于内殿赐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为之失色。武后却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武后何等人也，敢以女流而称帝者，其父便曾从商，而她亦不得不屈从‘商为贱类’之说，可见天下士林，非一人可以逆之。敬询虽无节帅才学，但既为节帅委以重任，不得不禀直忠言，望节帅三思，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