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秦王之尊（十八）(3/6)

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其中又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杨行密麾下兵力不如朱温，却照样能征惯战，也未尝没有这一原因在内。

杨行密之所以心底里有“南朝国中之国”的构想，其实也是这些年渐渐读史之后产生的心思。他发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然他读史不深，不知道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这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这便是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但杨行密的淮南集团实际上并不是乔迁政权，少了一些优势，好在也同时少了某些劣势，勉强算是优劣参半吧。不过他的淮南集团在地理防御上，优势却比较大，这源于他并非从长江以南起家，而是直接在江北起家，直到现在，其势力已经包括整条淮河，若能再往北推进，便囊括了徐蚌地区。

为何说这是一个优势？因为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即后世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而淮河则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