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章 抗战 上海 淞沪抗战(一)(3/5)

在租界里面。负责租界治安的工部局都是些蓝眼睛大鼻子的老外，想让中国人声势浩大的冲进租界去破坏“日本权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做手脚的。真要那样，恐怕中国人一进到租界里面，就会先被巡捕驱散。

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两人想来想去，最后认定，比较可行的，还是弄出点人命，弄死个把日本侨民，来点燃日中战火。

可让谁去做这个冤大头呢？

这个冤大头可不能随便找，这是很有讲究的。

第一个，这个冤大头不能是个地头蛇，在上海住久了的侨民。那样的人，弄死一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发动关系查起来，容易露馅，搞不好就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第二个，这个冤大头要无知无畏。胆子小机灵的日本侨民，看风头不对才不愿随便到抗日情绪浓厚的中国人聚居区去转悠。第三个，这个冤大头得死得有点价值，他的身份足以让日本人为他的死而特别愤怒。

想来想去，有几个日本人就被圈进了这个名单。这些冤大头是一帮从日本来上海还没多久的日莲宗和尚。

日莲于1222年诞生在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小渔村。12岁出家，16岁正式为僧，取名莲长。翌年，他前往镰仓修学，之后在比睿山、奈良等地钻研当时所有佛教学派的教理。32岁，他通过《法华经》领悟到潜藏于每人生命里宝贵的‘佛界‘，并教示开启此佛界之南无《妙法莲华经》才是佛法的究极。他立宗宣言，改名为日莲，开始了宗教改革的计划。

日莲宗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和“摄受”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莲宗的总本山。著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著作。后来日莲的弟子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都属于日莲系。在日本很有影响力。

这些日莲宗的和尚们，从日本来上海没多久，在上海侨民里没什么亲友，死了都没人认识。而且这些和尚现在自己也还搞不清上海的情况。

更妙的是，在日本，和尚是方外之人，不问俗事，很受国民尊敬。如果慈悲为怀不问红尘的和尚都被中国人杀了，当然比一般日本人被杀更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愤怒。

此外，这群日本和尚还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可是日莲宗的和尚，日莲宗出了名的具有攻击性，早期传道的时候，日莲宗的和尚会跑到街上和人激烈辩论。而这帮和尚的老师就更是个狠人了，正是此时日本有名的暗杀组织血盟团的龙头老大，日莲宗僧人井上日召。

和尚组织暗杀团，很给力。这就是日本和尚的特色。

能吵能打有后台，又是刚来上海的和尚，绝对是很不错的冤大头。

准备被弄死的冤大头找好了，接下去自然要考虑把屎盆子扣到谁头上了。很快，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企业被田中隆吉选中了。

三友实业社，听着很像日本名字，但却是标准的中国企业。

虽然今天知道三友实业社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当年在上海滩可是赫赫有名，在日本人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纺织业，这家企业硬生生杀进去，抢了日本人好大一块市场份额，号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纺织厂，早就成了日本纺织厂的眼中钉。

三友实业社由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于民国初年创立，因为经营有方，很快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纺织厂。

陈万运，又名陈曼云，出身于浙江慈溪一个小商人家庭。陈万运幼年时在家乡进私塾读书，15岁随父到上海谋生。先在市郊浦镇三阳泰烟杂店当学徒，后转入虹口嘉兴路上的乾新祥烟纸店当学徒。少年陈万运做事认真，又肯动脑筋，深得店主器重，满师后留店当伙计。

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的思潮在国内风起云涌，关心国事的陈万运受其影响，萌发了走实业救国道路的意念。经过长期细心观察，陈万运终于找到了一条创业门径。

当时西方列强大肆对中国商品倾销，日用商品更是洋货独步天下，单洋烛一项，1910年进口就达百万两，洋烛取代了中国老式的油盏灯和土蜡烛。陈万运发现，洋烛烛芯一直由日中桐洋行独家经销，尽管要价高，却供不应求。在烟纸店工作多年的陈万运揆情推测认为可以从这个本轻利厚、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的项目入手，步上创办实业的征程。

1912年4月，他找到了两个合伙人，一个是同乡沈九成，在上海高裕兴蜡烛店当学徒，另一个是陈的亲戚沈启涌，当时也在“乾新祥烟纸店”工作。3个人倾其所有，集资450元，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堍士庆路鼎兴里租借5间小屋，购来10台手摇烛芯车，开始制造洋烛烛芯。小作坊取名“三友实业社”，内涵3友合作，实业救国之意。产品商标定为“金星”牌。

一年后,沈启涌跳槽,拆股分手,不久陈万运的同乡陈律甫入股2100元,其时资本增加至2400元，并在厂名上加注“美记”二字。产品出来了，要打入日商垄断的烛芯市场，又成了难题。为了打开局面，陈万运和沈万成自己走街头，在日商洋烛行附近，摆摊点燃自制的蜡烛。行人纷纷围观，看到蜡烛不淌油、不弯头、不中途熄灭，确实不比洋烛逊色。这一街头活广告使“金星”牌烛芯从此名声大振，“三友”的烛芯也以价廉质优的优势迅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