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4)

十月，江南进入金秋，凉爽的湖风轻拂岸边垂柳枝条，湖面波光粼粼，瓦蓝的天空云彩倒影在水面上，似梦似幻。

百花洲原本是解放军总部临时驻地，五月召开解放区参议大会时，因总部礼堂是整个中国最大的大会堂，这里理所当然成了召开参议大会最佳地点，于是解放军总部搬迁到城外青山湖去，这里就成了参议会所在地。

参议大会上确定北京为未来中国首都，在解放北京前，以原江宁（也就是太平天国国都所在地天京。解放军虽脱胎于太平军，与太平天国有着千丝万缕干系，只是两者理想毕竟相差太远，一个以变种基督教为指导，希望将中国建设成地上天堂；一个以建立高度工业化、自由、民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为目标，不相信世界有什么神仙，在天王自杀后，解放军彻底摆脱了原本保留的一丝太平军记号，一切都要和太平天国保持距离，对太平天国敬而远之。）为临时国都，改江宁为南京。

虽然确定南京为临时国都，可毕竟南京打了十多年战争，先后被太平军、清军、英法联军、解放军攻占。战火无情，曾经繁华的南京虽然没有变成史前荒地，却也一片萧条，城里连一座完整的房屋都找不到，参议会中贫民只占了极少数，除了常常到到前线的解放军代表，就是商人和“开明绅士”。

不管商人与“开明绅士”如何对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新中国充满憧憬，让他们住茅屋，这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

解放南京后，城市已经在恢复，确立临时国都所在地是南京，城市建设加快了速度，可要清理废墟，建造适合参议会的大会堂、办公用房、住所，这都需要时间，一时三刻也建造不起来。

到现在搬迁到南京去的参议员也没多少，大多数还在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商议，还得在百花洲大会堂。

说来也好笑，习惯了当奴才的中国人当第一次将国家命运摆放在他们面前，由他们来决定时，那些代表全体公民的参议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觉得此事异想天开，万万没有天上无端掉馅饼之事。为此当时参议会议长史秉誉虽然用他那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再三向议员们展示了事情由自己做主的美妙前景，可那些议员就是不相信——几千年来都是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那些大臣只是给皇帝提个醒，哪有让下面百姓自己做主道理！这不是让大家都当皇帝么？

清兵是代表了正统的官军，而解放军不过是草寇，那些议员深怕自己陷的太深，等官军剿灭草寇，自己到时候要被千刀万剐。

于是民主摆在大家面前，大家却一个个很有风度推来让去，谁也不会为建设民主社会真的添砖加瓦。当时虽然有参议会，可这参议会跟一言堂也没什么两样，史秉誉说什么，那些议员也就唯唯诺诺举手点头，或者有气无力拍几下巴掌。

只有参议会下面设置的商业委员会才热闹些，那些代表了商人利益的委员们为了利税设置高低，真有跟史秉誉拼命的架势，这也很好理解，利税定的高了，商人收入就要下降，既然议长一再保证要让商业良性发展，要钱不要命的商人们自然好争取就争取了。

当前线接连传来胜利消息，先是占领了福建，接着又将江西变成解放区，参议会中新增加了不少那些地方选举出来的参议员（大多数都是当地最大地主，当时地主与商人之间界线实在不清晰，商人从商业上发了财，都要在家购置几亩田地，为了避免这些大地主在当地对抗土改，这些人被邀请到参议会里面闲置起来，免得他们在当地碍手碍脚。），原本一滩死水的参议会因为这些人的到来，慢慢开始热闹起来。

所谓的热闹，是参议员们喜欢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发着农村土改运动实在是“糟得很”，若不是用钱收买他们土地，这些议员真有组织团练对抗的勇气——这话自然不能明着说。

宁波、绍兴的解放，浙江境内六万清军被消灭，参议会里的参议员这才发觉原来在“草寇”面前，所谓的官军根本不堪一击，这些参议员对民主突然有了兴致。既然草寇能将官军打得鸡飞狗跳，他们这些参议员为什么就不能开天辟地指手画脚一番？

参议员们别得不是很重视，他们惟独对土改收购田地价钱感兴趣，于是在参议员们小心翼翼申诉下，政府收购田地价格从近乎抢劫变得有那么些合情合理了，当时解放区商业蓬勃发展，虽然军费开支是大头，用来购买土地钱还是能凑出来的。

这些参议员发觉自己竟然真的能决定国家政策走向，加上湖南被解放，长沙一役，清廷重臣曾国藩自杀身亡，两广战事顺利发展，这些议员仿佛吃了兴奋剂，这下用不着史秉誉再念叨什么民主了，他们自己也懂得自己还有那么些斤两，参议会中开会就显得热闹起来。

真的将民主推行下去，再想阻止，重新回到老路上就没了可行性。

英法联军入侵时，那些参议员们很是彷徨一阵，不过彷徨完后，马上动员起所有力量，千方百计支援解放军与英法联军为敌，这时候参议会是最团结时候，只要议长说军方需要什么，为了打胜仗，工商利税需要提高多少，在参议会中没有不全票通过的。

大家都惟恐英法联军取得胜利，等清兵回来，自己一切都付之东流。何况反抗外国入侵，这是中国人历来就有的优良品德——除了石敬塘、秦桧、吴